开云体育APP官方首页:

  1959年8月，盛夏的北京热浪滚滚，国庆十周年大庆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。

  街头巷尾红旗飘扬，工地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片沸腾的喜悦中。

  前的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，接连发生了两起足以震惊全国的国宝盗窃案。

  紧接着，相距不远的国家博物馆传来更令人不安的消息——陈列室内的西周青铜器“史孔和”，在一夜之间神秘失踪。

  这件青铜器虽体积不大，却因铭文“史孔作宝和，子子孙孙永宝用”而身价无量，被认为是研究西周计量单位和农业史的稀世之宝。

  两起案件接踵而至，时间之近、地点之敏感，令人不得不怀疑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

  有人提出，这或许不是单纯的盗窃，而是蓄谋已久的政治破坏，意在为马上就要来临的国庆大庆抹黑。

  甚至有人猜测，这可能与台湾方面或西方势力有关，若国宝流失海外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  案件的严重性迅速引起了的关注，两份详细的案情报告被紧急送至周恩来总理的案头。

  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，很快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公安部、国家文物局、北京市公安局及国家博物馆联合成立专案组，限期侦破此案，确保大庆不受影响。

  故宫金册案因现场留下了多处明显的犯罪痕迹，侦查方向明确，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并成功破获。

  国家博物馆作为新落成的“十大建筑”之一，坐落于广场东侧，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，地位显赫。

  为了迎接大庆，全国各地无偿调集了无数国宝级文物汇聚于此，仅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就展出了大盂鼎、司母戊鼎、虢季子白盘等重器，堪称世界文博史上的奇迹。

  如此重要的场所，保卫工作本应滴水不漏，但“史孔和”的失踪却暴露出难以忽视的漏洞。

  丁大华，一个刚走进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小青年，原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份神圣的事业中，却没想到会卷入这场风暴。

  作为负责看守第19号展柜的员工，他亲手清点过包括“史孔和”在内的17件青铜器。

  专案组很快将他列为第三号嫌疑人，理由很简单——他是最后一个接触文物的人。

  面对突如其来的怀疑，他的内心充满不安，但又无从辩解，只能默默等待调查的结果。

  专案组迅速展开调查，将案发时间初步锁定在8月17日下午1时至18日清晨8时之间。

  这段时间内，丁大华作为负责看守第19号展柜的员工，最后一次清点文物后离开，而后赵桐臻和杨文和分别接手了夜班值守。

  他们三人因此被列为首要嫌疑人，成了调查的重点对象。公安部刘副部长亲自到场，与他们一一谈话，语气虽平和，却透着不容忽视的严肃。

  刘副部长说：“不管是谁，也不管什么原因，就算一时犯糊涂吧，悄悄地拿走了文物，只要能把它交回来，或者暗地里给放在哪个能让人找得到的地方，可千万别弄坏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只要能找到‘史孔和’，这事就过去了，也绝对不再追究。”

  第三圈几乎囊括了所有与博物馆有过接触的人，甚至连在展柜旁刷油漆的两名女工都被牵连进来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公安部向全国各省、市公安厅局、沿海港口、边防检查站及部队发出绝密通告，要求全力协助侦破此案。

  海关从即日起封闭古董及工艺品进出口通道，外交部等部门也收到案情通报，严令对海外息，任何人泄露案情将以严重违法乱纪论处。

  若“史孔和”流失海外，极有几率会成为台湾方面和西方舆论攻击的武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  每个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被牵连，而丁大华作为直接看守者之一，压力更是无处不在。

  调查进入白热化阶段，专案组将博物馆从里到外翻了个底朝天，连大件文物的内部都逐一检查，却依然找不到“史孔和”的踪迹。

  问讯室成了他们三人最常去的地方，丁大华、赵桐臻和杨文和被反复询问当晚的每一个细节。

  某次问讯中，丁大华被安排在长条桌正中的位置，对面就是主持问讯的侦查处长李宝亭，而赵桐臻和杨文和分坐两侧。

  侦查处长李宝亭问道：“大华同志，我觉得你说得还很不够。你再把17号那天下班前的经过说一遍，一分钟一分钟地说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离开时柜子里到底是多少件文物。你的这段记忆必然的联系到这个案子的侦破方向，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再慎重地好好想一想！”

  丁大华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努力回忆着：“17件！也许是18件吧……不，就是18件……”

  他开始被迫“自我揭发”，承认自己有作案的可能：刚出校门，经济拮据，可能想偷文物换钱；父亲曾是古董商，懂行情，可能指使他作案；那天四周无人，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顺手牵羊。

  丁大华的父亲被严密监视，每天下班后必须汇报行踪；母亲被迫终止街道治保主任的工作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；哥哥和妹妹的学习机会被暂停，整个家庭笼罩在阴影之下。

  丁大华的初恋女友家中有一位亲戚在香港，为了不牵连她，他硬着头皮写了绝交信，尽管她后来借参观之机来看他，并留下了电话，但他始终没敢联系。

  赵桐臻与保管部组长张荣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，有人提到赵桐臻平日里虚荣心强，喜欢在人前显摆，而张荣对他的态度颇为不满。

  公安人员加班加点，整理材料、讨论分析，甚至将办公室当作家，桌上堆满了没洗的饭盒和啃剩的馒头。

  他们还洗印了大量“史孔和”的照片，分发全国，足足用了140斤相纸，只为尽快找到线索。

  博物馆内外的紧张气氛未曾缓解，案件的政治影响依然如阴影般笼罩着每一个人。

  面对毫无进展的局面，专案组决定改变策略，采取“引蛇出洞”的方式，试图从嫌疑人的日常行为中寻找线日，按照文化部的计划，

  专案组暗中布置了一个以王树礼为首的监视小组，上海籍青年邱关鑫被选为小组成员，负责与赵桐臻多接触，观察其一举一动。

  起初只是毛巾、肥皂之类的小东西不见踪影，大家怀疑是房东所为，但抓不到证据，只能忍气吞声。

  后来，事情越发严重，一名干部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丢失，接着杨文和的瑞士全自动手表也不翼而飞。

  邱关鑫回忆起赵桐臻平日的种种表现，发现他常常在白天单独活动，出没无常，行踪令人生疑。

  经过分析，他们判断这些小偷小摸与“史孔和”案类似，很可能是“家贼”所为，且赃物不会转移太远。

  不久，王树礼和邱关鑫借劳动间隙返回住处，在纸顶棚的一条裂口内发现了隐匿的手表、收音机及部分丢失的日用品。

  为便于监视，王树礼将赵桐臻、邱关鑫等人调整到另一户老乡家居住，包围圈悄然缩小。

  出发前，大家匆忙吃早饭，赵桐臻却磨磨蹭蹭不肯动身。邱关鑫催促两声后先行一步，但没走多远，心中突然一紧，怀疑赵桐臻可能又在捣鬼。

  他果断折返，绕到房后，透过墙缝发现赵桐臻正鬼鬼祟祟地将藏在秫秸垛里的肥皂、毛巾等物品往怀里揣。

  赵桐臻吓得脸色发青，支支吾吾地应付了几句，恳求邱关鑫别声张，一切好商量。

  但邱关鑫不为所动，抓住他，催促去找队长说明情况。赵桐臻见软的不行，试图来硬的，两人当场扭搡起来。

  吃饭时，赵桐臻趁人不备，将怀里的赃物扔到煤堆后面，但邱关鑫作为目击者，他无法抵赖。

  消息传开，下放干部中一片哗然，草草召开了批斗会，宣布赵桐臻需深刻检查，具体问题回城后处理。

  大年三十，赵桐臻拨通了时任行政处长、专案组主要负责人韩炳文的电话，含糊地说有事想谈谈心。

  韩炳文语气轻松，实则内心紧绷如弦，当即与专案组深入研究，为大年初二的行动作出周密布置。

  他按照计划让赵桐臻先喝茶，随后带他前往藏匿地点。此时，屏风背后法警待命，办公室内自动照相机和录音机悄然工作，将一切记录在案。

  大盂鼎的玻璃罩被提前摘下，保卫科李科长戴着白手套，将手伸入鼎内，先取出几团白棉花，随后果然掏出了青铜器“史孔和”。

  “史孔和”案的告破让国家博物馆内外暂时恢复了平静，但案件带来的影响却远未消散。

  赵桐臻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传开后，博物馆内部展开了多次讨论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职工大会上明确表态，判决经过慎重研究，绝不姑息。

  王冶秋局长在会上说道：“赵桐臻是罪有应得，对他的判决，是经过慎重研究的，我们大家都认为，法院的判决一点也不重！博物馆员工监守自盗，这是文博界的奇耻大辱，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任何一个败类开这种口子，一定要杀一儆百。”

  对赵桐臻的判决，我们法院的同志依据法律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讨论。我可以再如实地对大家说，假如发现赵桐臻盗窃并出售‘史孔和’，有牟利企图的话，那么对他就一定要判处死刑，格杀勿论。我们肯定要严惩这样的败类，决不手软！”

  出狱后，在时任保管部副主任张荣的签字同意下，他得以回到北京，与家人团聚，并重新开始了博物馆的工作。

  张荣的态度出人意料，曾经对赵桐臻颇有不满的他，选择以宽容接纳这个曾经的同事，显示出一种复杂的情感。

  虽被洗清嫌疑，但那段被怀疑、被隔离审查的日子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

  家庭因案件受到的牵连，让他背负着无形的愧疚，父亲的监视、母亲的隐忍、兄妹的受挫，都成了他无法释怀的负担。

  初恋女友的离去更是让他痛彻心扉，尽管她曾试图挽回，他却因恐惧牵连而选择了逃避。

  失眠成了家常便饭，每当闭上眼，脑海中总是浮现问讯室的场景和同事们的目光。

  “史孔和”案的告破，对全国文博界敲响了警钟。严厉的惩处起到了震慑作用，在随后的30年中，类似文物盗窃案再未发生。

  案件的解决方法和后续影响，也成为文博系统内部反复讨论的话题，提醒着每一个人，文物安全不仅是职责，更是国家声誉的底线。